首长令我见邱会作
作者：王波
1998年的初春，春意盎然，阳光明媚，柳树抽出了嫩绿的嫩芽，枝条也仿佛披上了翠绿的盛装。院落中弥漫着一片宁静。
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首长亲自将我唤至他的办公室。他惯常地用大手轻轻擦拭了一下面颊，沉思片刻，接着说道：
“你曾提到我们的回忆录资料尚不充足，其中涉及新四军3师的历史以及解放后总后的内容。关于新四军3师的部分，你已联系过吴法宪。至于解放后的那段，建议你前往西安寻找邱会作。”
我惊讶地询问道：“首长，您是打算前往西安寻找邱会作吗？”
领导表示：“关于‘黄吴李邱’的待遇问题，我们已妥善处理。他现在享受副省级待遇，并居住在省委大院。请你去找他，他或许能向我们透露一些相关情况。”
首长所提及的待遇问题，实则关乎于1987年秋季，我同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三位作战参谋之间的周旋。这三位分别是“成空”周旋副参谋长以及“南空”薛毓芳副参谋长。（红军）和通讯兵李部长”（皆为副军职）我前往济南一处工人宿舍区拜访吴法宪。他居于一套面积略大于五十平方米的居所，其空间大小相当于军队中营级干部的住所。吴法宪表达了他的困境，他面临着医疗上的极大难题，恳请洪能协助他解决医疗方面的难题。
我返程后即刻向首长进行了汇报，并遵照首长的指示，现场迅速书写了一张白纸条。（无公函字头）首长将此批示交由杨副主席审批。杨副主席转请中央审议，中央作出决策：“黄、吴、李、邱”四位同志将享受副省级的待遇提升。
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
肩负着“圣旨”的使命，我踏上飞往西安的旅程。在航班上，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疑问——这次的任务能否圆满完成。回想起1971年1月，我初入机关时，常常在院子里遇见邱会作部长忙碌的身影。他总是习惯性地双手背于身后，挺拔的身姿，步履坚定而迅速。身后约一米处，是他的警卫员小朱紧随其后。偶尔，他会乘坐装饰着三面红旗的轿车，从西门驶来。我们都清楚，这样的车辆仅限于政治局委员乘坐。
真令人意外，当我踏入办公区西门时，门卫竟向我行礼，让我顿时感到尴尬。随后来到南小门，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当我询问众人为何如此时，他们告诉我，我长得与副部长陈庞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人说我像张春桥。真是奇了怪了。
邱会作麾下有“三大干将”，分别是“陈王戴”，其中两位担任副部长，另一位则身兼副政委之职，皆以精明能干著称。在秦城解除囚禁后，我与另一位同志分别将他们送至南昌、沈阳与太原。
陈庞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径直前往北京站。与此同时，我们也安排了他的夫人及女儿一同前往。这对他们而言，是多年来的首次团聚。然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却难以察觉到他们刚刚重逢。他们畅谈古今，述说家常，讨论社会热点，气氛轻松愉悦，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竟无人提及“913”事件或秦城往事。这让我心中暗自感到惊讶。他的女儿提到，天安门女出租车事件中的女司机正是她的同事，容貌颇为靓丽。她们并未避讳我，我则笑眯眯地聆听着他们的对话。
抵达南昌后，我与当地的驻军单位进行了交涉：请务必避免将他们安排在低楼层，南昌地区的潮湿气候对健康不利，二楼的环境相对更适宜。这一代人，在战争年代均有过卓越的功勋。在生活、医疗和居住等方面，我们必须细心关照他们。不久之后，我听说陈庞在南昌致力于永动机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并未取得任何科研成果。我对南昌的小樟树苗情有独钟，当地的居民帮我挖掘了一株。然而，当我将这株小樟树带回京城种植于花盆中时，叶子却干枯了。看来，任何事物都需要适宜的条件。小樟树苗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当苛刻，它需要南方湿润的气候和富含红壤的土地。
抵达西安后，我投宿于203军部招待所。安顿下来不久，便迅速拨通了陕西省委老干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是通过省委总机转接的。局长接通电话后，热情洋溢地答应立刻为我联系邱会作。
随即，局长便向我传达了情况不容乐观的消息。邱会作指出，“自那之后，我未曾再见后来者。此生，我誓不再踏入总后的门槛！”局长宣称，他乃是谁谁派来之人，今欲与你商讨一二事宜。邱会作回应道，不论谁派来都不见！
哇，真是出乎意料！这样的情形，我只好去秦始皇陵游览一番，顺便在地摊上挑选了几件古玩，最后都送给同学们了。边走边琢磨着如何想出对策。毕竟，我得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啊。
抵达招待所后，我迅速拨通了老干局局长的电话。意想不到的是，局长已成功说服了邱会作。局长在电话中说道：“你不接见是不对的。他是受组织派遣来西安的，你应该予以接见。至于会见的具体内容，不论多少，那是你的自由。”邱会作回应道：“哦？既然如此，那就见一面吧。”于是，我与局长迅速商定，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将在省委大院指定的楼号接待邱会作。
“传闻长安如棋局，百年兴衰令人叹惋。”西安之地，实非贬谪官员养老之所。世事如同棋局，变化莫测，常易引发感伤之情，进而影响心境。
西安的气温相较北京高出3度以上，且湿度更为丰沛。常青藤已抽出嫩绿的枝芽，四周草色葱葱，繁花点缀其间，野草亦比北京更为繁茂。漫步于大小雁塔之间，感受着湿润而宜人的空气，这里无疑是历经“周秦汉晋隋唐”等十三朝古都的荣耀之地。
我准时敲响了邱会作房间的门，一位男士应声而出。他事先已知我前来拜访邱会作，随即示意我入座，并在一间宽敞的长方形客厅中稍作等待。
邱会作、胡敏及儿子一家
经过10分钟的等待，紧接着又是10分钟的沉默，我并未催促，对方也保持静坐。又过了5分钟，左侧的门缓缓打开，一位熟悉的人影映入眼帘。邱会作立刻问道：“是谁在找我？”
我猛地一站，笔直挺立，举手敬礼！朗声报告道：“邱老，我来拜访。”
他瞥了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不自在，“邱老”，这称呼真是让人不舒服。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径直前行，背着手，步伐坚定，直奔客厅西侧，又转身回来。他并未直视我，声音严肃地问道：“有何事相询？”在营造出紧张氛围后，他再次投来目光，“是你找我吗？”
我说：“对。”
“什么事？”
我问道：“能否向邱老请教，关于解放初期成立总后勤部以及301医院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情况？”
邱会作停下脚步，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我已明确告知，总后的人员，我一个都不愿见！若要了解情况，我绝无二话，一个字也不会透露！”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只需一点火星便能引发爆炸。幸而我已有思想上的准备，内心早已备有几份方案，那就是——沉默。
邱老，我不认识您。我和小朱、小任（邱身边两个人）彼此间都颇为熟悉，我们同属于保卫部一科。在他们的离京之际，是我亲自送他们至山西的高平与河南。
邱会作注视我，坐下沙发。
我继续述说：“那是在1971年5月7日，距离‘9.13’事件恰好过去了三个月有余。在总部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以纪念1966年毛主席作出的‘5.7指示’。您与您的夫人，还有叶群同志，当时就坐在位于西南角的露天舞台下方的一片草坪上。保卫部的石宝元部长特意安排我站在您的身边，负责您的警卫任务。”
邱会作、吴法宪、叶群、黄永胜、李作鹏。
邱会作的目光紧紧地锁住我。我回忆起当年在“邱叶胡”三位领导身边担任警卫的日子，竟令人惊讶地发现，从头至尾，竟无一位领导同志曾走近他们。
我说：“总后报告是邱老执笔？”
他紧接着回应道：“正是。那篇文章乃我所著，并且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
我心中涌起一股喜悦，便接着说道：“邱老，关于您及其他三位将领待遇的改善问题，这乃是由吴法宪同志委托我向洪学智首长提出。洪学智首长审阅了我所撰写的关于吴法宪同志的情况报告后，便将其转交给杨尚昆同志。中央对此事已作出决定，并将予以解决。我想邱老对此应该已经有所耳闻。”
邱会作凝神注视着我。沉默。他似乎不愿承认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是洪为他们所策划的。
左一为洪学智
洪与这四位均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洪与“黄”先后共同担任过第六纵队的司令一职；在第六纵队期间，洪担任司令，“李”则出任副司令；而在新四军第三师，洪任参谋长，与之搭档的则是“吴”担任的政治部主任。
邱或许也不愿认同那些繁琐的办事流程竟需由小角色来操持。然而，他亦无法对其全盘否定。我坚信，他无法提出任何能够改变他们四人生活境遇的第二个方案。
邱会作陷入了沉默，我也随之微微收敛了情绪。稍作停顿后，我提起另一件往事。“邱老，据我所知，在1970年初，您曾向总理提交过一份报告。”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直视着我的双眼。我开口道：“请向总理转达我的请求，鉴于总后科技单位众多，恳望能从当前正在部队接受锻炼的大学生中选拔出一批优秀人才，加入我们的行列。”
邱会作直言不讳：“没错，确实如此。那是我亲笔所写。”
我回应道：“总理的批示明确指出，这不仅是对总后勤部的需求，各总部以及各个兵种同样迫切需要。”
邱会作说：“总理这样批示。”
我道：“邱老，近期总后机关迎来了40名新入职的大学生。”
他立即回答：“对呀。”
我回应道：“我正是这40名大学生中的一员。”
邱会作带着惊讶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竟然是我们从沈阳部队精心挑选而来的！
我说：“邱老，这40位学子现已成为机关的军师干部，众人心怀感激，对您和周总理的恩泽铭记在心。”
邱会作与胡敏
邱会作的眼神变得温和，频频点头示意。在四十名大学生中，我独独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此刻，我感觉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认可与喜悦。
整个一上午，没有记得那个男服务员给我倒过水。客厅里沉静了一大阵子。邱会作突然发力，激烈地大声问：“你是因回忆录之事而来？”
我点点头。
他猛地起身，语气严厉地说：“提到撰写回忆录，那么我想问，杨立三该置于何地？黄克诚又该如何安置？我们这些人的位置又在哪里？究竟应如何安排？”
我硬是不吭声。
他双手背于身后，脊背挺拔，迈开稳健的步伐匆匆前行。行走间，他语气坚定地述说：“你若询问301医院的创建经过，我便直言，那座医院是我一手筹建的。回想当年，我屡次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彭德怀归国前，周总理掌管军委。来自协和、湘雅，以及部队野战医院的专业骨干被选调而来。在这些骨干中，主任、副主任以及主治医生主要由这三个渠道选拔产生。骨科的陈景润医生便是从部队调入的。陆为善、何长青等，他们均出自协和医院。
“9.13”事件后，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批示，总后副部长张汝光（井冈山红军医生）组成工作组进驻301医院，从保卫部把我抽去了，组员还有卫生部和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后皆为院校领导）。此后不久，又点名我参加了总后1号首长组织的工作组。
叶剑英
我提交给首长的工作组简报已有所回复，我已仔细查阅。叶帅在原文上细致地划下了每一句的杠线，对于成绩部分，他使用了红铅笔加以标记，而对于不足之处，则用蓝铅笔勾勒。即便是标点符号，也无一例外地被红蓝铅笔勾勒过。这让我前所未有地见识到了首长如此专注地审阅文件的情形。在简报的开头，1号首长留下了“此文写得好”的批示。因此，我对301医院主要医疗骨干的构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邱会作的话语如闸门般敞开，我顿时感到应接不暇。各种信息如同暴风骤雨般“啵啵啵”倾泻而至，其中许多内容并非我撰写回忆录所需。我唯有静心倾听，未敢插言。
他起身送客，重申：“终身不踏总后门！”
我凝视着眼前这位既似曾相识又显得陌生的赫赫人物——前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心中不禁感到愕然。回想起辽沈战役时期，他曾担任东野8纵的政委；在组建总后勤部时，他又是副政委；后来又升任为副总参谋长，并兼任总后勤部部长。然而，如今他却誓言不再踏入总后勤部的门槛。
我们的首长担任着第六纵队的司令员一职。在平津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首长率领第六纵队六万精兵，于1948年2月16日从香河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征途，目标直指长江北岸的团风。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首长先是前往南京军事学院深造，随后黄克诚将军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而首长则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总后勤部的部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首长屡次强调：“此事与庐山无关，林司令亲自下达指令，我岂能不遵从？”
邱会作曾言，他至死都不愿踏入总后的门槛。我心中暗想，自己岂能轻易随口说出豪言壮语：“邱老，不必介怀，请随我回总后吧。我愿亲自宴请您！”面对四目交投的沉默，我们相互敬礼、握手，彼此间流淌着茫然与恍然。最终，我默默转身，离开了他的客厅。
漫步至大雁塔下的招待所，我细细回溯着此次西安之行的点点滴滴，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实则蕴含着共通之处。这股神秘的力量，确确实实存在于世间。尽管情绪可能时而显得截然对立，但只要我们怀着真诚、耐心、善良与善意，总能将其调和，使之融洽无间。次之，今番有幸一睹杜甫心驰神往的皎洁明月，细观他笔下的雄关古道，以及往昔行旅者的足迹之地，唯有与杜老先生未曾谋面而已！然而，杜老先生曾赠我以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作者简介
王波，声名显赫的军旅文学创作者，荣获大校军衔，系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局的高级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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