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原本被称为北蒙，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是商朝中后期的国都。商朝人把这里称为“大邑商”，而后世的人则称之为殷墟。自商王盘庚将都城迁移至此之后，殷墟便成为了商朝的政治中心，延续了273年之久，占据了商朝历史的近半时间。到了末代君主纣王继位后，殷墟南部的军事重镇——沬邑（也称朝歌）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并被设为行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以“殷有重罪”为由，集结了三千虎贲军和四万五千甲士，发动了对朝歌的进攻。商纣王败北自尽，历时超过500年的商朝就此灭亡。昔日辉煌的大邑商也被周朝的镐京所取代，成为后人所称的殷墟。
1928年，殷墟开始了系统的考古发掘，经过九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考古学家已清理出超过一万座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据墓葬的年代与分布情况，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与商王武丁前期相对应；第二期为武丁至祖甲时期；第三期则是廪辛至文丁时期；第四期则属于帝乙和帝辛（纣王）的统治时期。
展开剩余66%有趣的是，殷墟四期的考古发现与我们传统印象中末期王朝的衰败景象大相径庭。首先来看墓葬的数量，它是评估人口的一个重要标志，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殷墟西区、孝民屯、大司空、戚家庄等墓葬群的第四期墓葬占比超过了62%。这意味着，在纣王父子统治下，商朝都城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前三期的总和，显示出商朝在此时的经济与社会活力。
进一步分析社会人口构成，殷墟的墓葬中以自由民为最多，其次是奴隶，军队排名第三，王室与贵族则最为稀少。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基础的雄厚。再看建筑方面，第四期殷墟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数量庞大，规模与复杂度远超以往的半地穴式结构，这表明随着人口增长，城市的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商朝的城市化程度也逐步加深。
至于青铜器的出土，商周时期是青铜铸造的黄金时代。尽管早期的殷墟青铜器有较薄的器壁和简单的装饰，使人联想到王朝的衰退，但四期的青铜器则表现出惊人的技术革新。器壁虽然薄，但这类青铜器多为随葬品，显示出商朝青铜礼器制作技艺并未衰退，反而在形式上有了突破。许多以华冠凤鸟和方座器为代表的器物，曾被认为是西周初期的产物，然而在殷墟四期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些器物的铸造模具，揭示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革新。
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殷墟四期呈现出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象，显然与传统观念中末期王朝走向衰败、民众离心的描述不符。周武王伐纣时常提到的“纣王暴虐”和“国势衰微”，在四期殷墟的实物证据面前，显得并不成立。事实上，周人对于商朝灭亡的叙述，往往强调了纣王的昏庸与暴政，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商朝的灭亡并非单纯由内部腐败与民心离散引起。相反，商朝主力军的远征和周军的突然袭击，才是导致商朝灭亡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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